1949年春，东北野战军更名为第四野战军，统辖四大兵团，每兵团皆配两位副司令。13兵团副司令，首推李天佑，次为彭明治，略逊一筹；14兵团则以黄永胜为首，刘震次之，亦是如此格局。
在15兵团的两位副司令中，贺晋年是地道的陕北将领。红军时期，陕北红军因兵力匮乏，大战稀少，多以游击战术周旋，贺晋年曾任陕北红军团长。后红25军长征至陕北，与陕北红军合编为红15军团，贺晋年升任师长。洪学智则出身四方面军，历经鄂豫皖与川陕苏区战斗，曾任军政治部主任。
抗日战争全面掀起后，洪学智出任新四军盐阜军区指挥官及第三师智囊要职，屡赴前线与日伪军激战。同期，贺晋年则留守八路军后方兵团及陕甘宁晋绥联防要地，鲜少上阵。相较之下，贺晋年无论红军岁月或抗战年间，历经大战次数及战功均不及洪学智，故15兵团组建时，他担任第二副帅之职。
显然，在13、14、15兵团副司令中，首位副司令战功多胜一筹，唯12兵团例外。其副司令为陈伯钧与韩先楚。八路军时，陈伯钧初任抗大训练部长，后转任第2分校校长，于河北陈庄、神南等地兴学；三年后，调军事学院副教育长，持续执教。
尽管他后来晋升为边区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及385旅副旅长，却始终留守后方。八路军时期，陈伯钧鲜少前线指挥，战功有所减损。反观韩先楚，八路军初建即入115师，任344旅688团副团长，随徐海东征战。平型关大捷后，他随344旅南下太行，开辟晋冀豫抗日根据地，并升任新689团团长。
长乐村阻击战旋即爆发，日军妄图摆脱被歼灭的厄运，猛烈反击。关键时刻，韩先楚率全团与日寇展开五次残酷肉搏，以锋锐刺刀逼退敌军，对长乐村大捷至关重要。旁观的刘伯承盛赞韩先楚，誉其为罕见猛将。随后，韩先楚引领689团随徐向前进军冀南，于威县等地与日伪军屡战屡胜，为冀南抗日根据地建设立下赫赫战功。
韩先楚在战场上屡建奇功，职务逐渐攀升，1940年夏初，他出任新3旅旅长，成为独挑大梁的高级指挥官。八路军时期，论战功，他超越陈伯钧。东北战场上，韩先楚大放异彩，大战恶战面前，他思路清晰，判断精准，新开岭、四保临江、威远堡等战役，他屡建战功，被誉为“旋风司令”。
陈伯钧抵达东北后，初为东北军政大学教育长，后转任合江军区司令，直至1948年夏重返野战部队，任东野首线指挥所副司令。解放战争期间，韩先楚声名与战功均超陈伯钧，然12兵团成立时，陈伯钧却出任第一副司令，韩先楚次之，缘由何在？
核心缘由在于，陈伯钧早期背景远超韩先楚。身为中央红军一员的他，亲历秋收起义，三湾改编时即任排长，彼时韩先楚仅为农协会成员。随后，陈伯钧随毛主席赴井冈山，转战中央苏区，深得信任。1932年，他已任红15军军长，而韩先楚仍只是地方游击队排长。
第四次反围剿战役启动，毛主席不再指挥红军，陈伯钧因力挺毛主席而被免职，转至红军学校深造。战事加剧后，他获重用，担任红13师师长。在反围剿战斗中表现出众，荣获珍稀二等红星奖章。长征途中，他转任红5军团参谋长，与军团长董振堂并肩作战，屡挫敌追兵。
懋功会师之际，陈伯钧转入红四方面军，任第9军参谋长。草地战略分歧时，他力阻南下，遭张国焘免职，转至红军大学执教。次年2月，重返部队任红4军参谋长，7月晋升红二方面军第6军团军团长。彼时韩先楚为红78师师长，与陈伯钧职级仍有悬殊。毛主席心系陈伯钧，闻其晋升，大喜，亲笔致函祝贺，赞其为红军之“栋梁”。
红二方面军抵达陕北之际，毛泽东特邀陈伯钧至私宅共享家常便宴，对其赞誉备至，此等殊荣在红军将领间实属罕见。抗战全面展开后，陈伯钧掌舵八路军120师359旅。彼时，韩先楚于115师任副团长，职级上与陈伯钧仍有显著差距。革命初期资历较浅，是韩先楚在12兵团成立后屈居第二副司令之位的关键因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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